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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巡抚衙门治所在济南，孔有德吴桥起事后，巡抚余大成受登莱孙元化之累，延误了平叛时机，致使叛军一路无阻的直抵登州城下，结果登州城破后被天子一道中旨给押解进京了，结局不是杀头就是充军。说他冤枉也冤，说不他冤也不冤。
时余大成只是兵部职方司郎中，却如此质问兵部堂官，端得是勇气不小，身为上官的梁廷栋对这样的属下自然也是不悦，怒而说了句：“此上意。”
听了这句“此上意”后，敢于直言的余大成却哑口了，再也无话可说，他害怕了。此正为他性格上的最大弱点有勇气却不能持久。
孔有德叛变后，余大成起初力主剿灭，并调兵遣将，结果在所部被孔有德数百人击溃后便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勇气，改而和孙元化一起主张招抚起来，并严禁与叛军作战，被人嘲笑为“白莲督院”，最后也因登城失陷和孙元化一起成了阶下囚。.520xs.“书河小说”看 接任余大成的朱大典是进士出身，此人也是极有胆色之人，天启二年任兵科给事中时，曾上疏谏阻司礼掌印太监王体乾、魏忠贤等求功荫锦衣世袭之议。后又出为福建按察副使，抵御荷兰“红毛番”侵扰有功，晋升为福建布政司右参政。
某种程度上，朱大典和余大成经历十分相似，二人都曾经不畏权贵，直言仗言过，也都历过兵事。不同的是，朱大典是实实在在的立过军功，指挥过作战，余大成却从来都是纸上谈兵，并不曾真正统兵过。
因此，朱大典到山东后，虽然局面依然没有起色，鲁东北等地也被叛军东进之师攻占多数，但总体上却护住了山东门户。他亲自带领鲁兵、浙兵守在德州，扼住了叛军向山东纵深进军的咽喉，使得叛军再怎么猖狂也只能局限于登莱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无有作为。
要知道，鲁地向来不富裕，虽是圣人之乡，但山东一省在全国两京十八省的排名中，却是排在后面的。鲁地处于南北直隶中间，自大明开国以来，便不为重视。便算鲁地有了风波，单凭南北直隶兵马也可瞬间平定。历来山东之地倒是闹过几次白莲起事，但都是不出山东一地便被扑灭。这山东的总兵官一职也是天启年间方设，在此之前山东武将之首只是参将。且山东的登莱二府又单设巡抚，余地又多沿海，大明重陆不重海，这沿海之地治理得便不那么重了。所以，这山东巡抚不是个什么肥差，省内兵马也不多，但要是出了事，这山东巡抚却是第一个要被拿问的。
朱大典不想来山东，可天子要他来，他也只能来。当知道自己被天子点名出任山东巡抚后，朱大典心知肚明，知道这事八成是高起潜惹的，高太监要他来山东的目的无非是配合他高太监好好露个脸，在内廷外朝，在皇上面前长长脸。
到山东后，朱大典也算是对得起这个巡抚一职了，要不是他调整得及时，说不定这鲁地已经因为余大成的瞎指挥沦于叛军之手了。高起潜督京营、蓟镇兵马到达后，朱大典也适时的调整了部署，一改先前以守为主的战术，挑选精兵强将准备与高起潜的北路兵马配合，一攻莱州，一攻登州，彻底将叛军分割，使他们首尾不能顾，再一鼓作气荡平。
春节一过，朱大典和高起潜书信往来不断，所言都是如何进剿孔有德，对于那支从千里之外锦州调来归他统辖的锦州军，却是所提不多。但当得知兵部侍郎刘宇烈已经在南来途中，并且正和莱州的叛军接触进行招抚之事后，朱大典暂停了进攻的准备，也在德州观望起来。
其实朱大典是反对与孔有德议和的，但眼下朝廷东林党主政，他身为东林一员，不可能持异见，只能和朝中保持一致。再说，进剿叛军必须有高起潜的大军配合，否则，单凭他麾下的几千兵马，是万万难以孤军进剿的。
凭心而论，朱大典如何不想立下大功，可是他知道，虽然他是山东巡抚，眼下主持登莱乱局的最高官员，但是能战的兵却大多在高起潜手里。朝廷不仅给了高太监京营兵，还破天荒的从蓟镇调来兵马，还把辽东祖家拼出来的骑兵也给了高太监，另外还把从河南赶来的川兵也一并调给了高起潜，使得高起潜手下的兵马已经有了好几万，再加上正赶来的京营神机营，论兵强马壮，他高太监风头谁个能及。
纵观他山东方面，除了两千浙兵，四千勉强能战的鲁兵，还有什么兵马？
各府守备手下倒下有一两千人，全调到德州来，也能凑个一万多人，可全调到德州来，其他地方就不要了？要是再有个风吹草动，那山东可就彻底不保了。
朱大典不敢冒这个险，而且也不可能冒这个险。孔有德的叛军都是些什么人？那可都是些刀口上舔血的亡命之徒，当年随毛文龙可是和建奴较量过的。和这些亡命之徒比，鲁地的那些充数的卫所兵是摆都摆不出来，于其让他们和叛军厮杀，倒不如让他们躲在城头上摇摇旗。
三月初九，朱大典突然接到昌邑的快马急报知府鲁雄、守备彭太中了叛军埋伏，连同昌邑府的六百多守军全部被杀。现在昌邑城已是城门大闭，但城中除了几十个衙役外，竟是再无一兵一卒。情势万分紧急，请求巡抚大人速发兵来救，否则昌邑不保！
接到这份急报，朱大典惊得倒吸一口凉气昌邑哪来的叛军？！
昌邑离德州不到四十里，可以说就是在德州的眼皮底下，这个时候冒出来叛军，对朱大典的震动可想而知。他抓破脑袋也想不通，叛军怎么就出现在昌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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