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考古学家六十四2005120814:57:49
1922年12月29日星期五 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任何猜测工作以及清晰观点的获得都要通过书写来实现。通常情况下，第一稿虽然准确性不高，但却是相当必要的。我们需要用笔来推翻一切的不可能。现在我已经可以把之前总结的一些内容丢掉了，用更准确的分析来准备接下来的内容。
最后，我和费那苒开始对第九墓室进行测量，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我必须迅速地完成历史墓室墙面L和第八、第九墓室中墙面上的文字翻译。
最重要的发现当然要数阿托姆哈杜《训诫》的完整版本。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进行阅读。
同时，我也意识到我错误地理解了十二号石柱上面的内容：并不是一个忠臣在运送死去的阿托姆哈杜的尸体，而是阿托姆哈杜在运送慷慨之主的尸体。费那苒指明了我的错误。他真的是非常聪明。
墙面L：“埃及的最后时刻”
阿托姆哈杜被一切抛弃了。他被迫离开了底比斯，越过了孕育生命的尼罗河，上路了。他独自一人携带着物品、《训诫》、颜料、乐器、墨水、毛笔和他的猫。同时，他还带上了慷慨之主。
1922年12月30日星期六 日志：费那苒和我开始讨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最后我们达成了一致。我们会回到记录下我们荣耀的地方，但并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要回家，积聚力量、积攒财力并养好身体，同时向相关机构递交新的申请。
在下星期一我和费那苒启程回家前，我还需要在日志上做些补充。很显然，这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为了以防我和费那苒在返回波士顿的漫长旅途中遭遇什么不测，我会把记录下来的一切资料都寄给我的未婚妻，以确保其得以安全无误地出版。想到在船上可能遇到的种种，我觉得关于自己伟大发现的书写记录还真是面临着重重危险。我和费那苒将乘船前往开罗，在狮身人面像饭店（费那苒准备在那里处理好我10月份以来的账）留宿一晚，随后乘火车去亚历山大，最后乘坐哥伦布号回到家中。我会和玛格丽特结婚。现在，费那苒表示对此全力支持，他会努力帮助我将玛格丽特从苦闷中解脱出来。我们还会有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后，我会再次返回埃及继续我伟大的发现，进行更为全面的勘测。我的工作将会被世人永远研究下去。《古埃及的欲望与欺骗：阿托姆哈杜国王的完整巨著——训诫》（第二版，修订及完整版，耶鲁大学出版社，1923年）。阿托姆哈杜古墓的发现，拉尔夫·特里利普什著（耶鲁大学出版社，1923年）。
费那苒特别喜欢住在古墓的旁边，他拿出一些现金来应付在卢克索最后的琐事。“我发现这个地方太可爱了，我喜欢住在这里。”他在第八墓室里一张临时搭建的小床上打着盹。我去镇上安排回家的船票，预订沿途饭店的房间。
但是那个红发的家伙再次出现了，费那苒和我发现他似乎失去了兴趣，还是在距离我们200码外的小路上徘徊。这真是最奇怪的跟踪者，效率低下，漫无目的，但还是很笨拙地威胁着我的工作。从表面上看，他似乎跟任何事物都不相干，但是却一心想要跟我作对。最后，他闲逛着走掉了，费那苒继续让我去忙我们的事情。
（1922年12月30日星期六，继续）
我在镇上办完事往回走。玛格丽特，我真是不明白你和你父亲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跟这个疯子讲清楚。好在他自己找上门来，现在我终于可以好好做个解释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瘸一拐地去了邮局，发现没有我的信。但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至少有六七个男孩跟着我出了邮局，而且我走上街之后，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孩子躲躲藏藏地跟着我，但是每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们就装作大笑，要么望着天空，要么盯着自己的脚看。我漫无目的地逛了半天，身后总是跟着不下六个或八个左右的孩子。（他们试图要跟我回到古墓，但是我给了他们一些你父亲的钱打发他们走。于是他们愉快地接受了，在我上了渡船后他们还挥手向我告别。我雇佣了其中的一个在明天出发前为我们跑个腿，帮我把我写的东西寄给你妥善保管，同时一并让他拿走一些我们不再需要的东西。）
最后，我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喝杯茶。那些孩子在街上散开了，几分钟后，我还是被法瑞尔截住了。你知道他的：一个身材矮小的家伙，特别容易兴奋，一刻都坐不住。他异常兴奋地记录着我说的每一个字，有时跟不上我还要讲慢些。事实上，我是在努力帮助他工作。你应该知道，他正在寻找一名失踪的澳大利亚士兵，你曾经提过，他是个业余的考古爱好者，而且他和你父亲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业务往来。我尽力让他安静下来以便给予他帮助。我告诉他我和费那苒星期一会在客船和他见面。而且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澳大利亚人。但是他还是坐在那里，向我打探个不停，咬着他的嘴唇，表示他并不这么认为。
他被一些奇怪无比、毫不着边际的事情困扰着，这些事跟阿托姆哈杜毫无关系，跟我也毫无关系，就如同在这个埃及考古史上伟大的一刻，在我马上就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发现的一刻，我被一个头脑混乱、胡言乱语的孩子缠住了，不住地被问着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马洛维在哪里？失踪了，也许死了。保罗·卡尔德威尔在哪里？答案一样，其实一开始我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们在德尔巴哈里失踪的时候你在哪里？从土耳其一直追问到了埃及。他不停重复着这几个问题。他真是无聊至极，严重缺乏想象力，像绝大部分的评论家一样。为了不犯错误，我要澄清，他是个特里利普什问题的评论家，事实上他应该被人忽略。这应该是上天的指令：玛格丽特，不要理睬这个家伙，为了不让他烦扰到你，烦扰到我们所有人，影响到我们在这里的伟大发现，我们能不能简单达成共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让我们不要再理睬他。
玛格丽特，现在法瑞尔为三个文件困扰：两个遗失了，一个不完整。这对于刚开始进行文字调查的人来说时常发生。他们对待任何一个文件都过于认真，当然从一个单独的文件中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当遇到不完整的历史，围绕事实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不是像一只恋爱中的袋鼠一样紧盯着不放。但是像法瑞尔这样的人，如果一开始他们读到的是“x”，他们会永远相信这就是“x”。如果第二份文件中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就会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然后开始大喊：“这是阴谋！”当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时候，他们会假设这件事从不曾存在过。为什么没有我在牛津上学的记录？他坚持问我这个问题，好像答案不该是这么显而易见：因为有人更换了记录或者拼错了我的名字。就为了这个？这个侦探远渡重洋，害我丢了工作，没了金钱，还差点失去了你的爱！这些都没什么，不会再让我烦恼了：我会获得我的发现。
区区几个字就能产生很多的解释，就如同有翻译员一样。我试图解释给他听。他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和我也有点相似，但是他的无能除外。他有一份官方笔录员的记录，英国军方的记录中提到了有关马洛维失踪的事，但是那早已是过时的新闻。其中也不乏零散材料的记录。我向这个偷懒的侦探解释说，面对如此错综的信息，会有多少情形浮现在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考古学家的脑中？许许多多。同时会产生很多想法，很多可能的解释以及多种可能性。
谈到文字的准确性，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训。就在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悲惨地死去了，很难解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现在，我们需要去想象350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根据几个文件如何能百分之百地断定当时底比斯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情形？而且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字，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发音。（留声机！留声机使得无数的歌手实现了永生。如果古代有留声机的话，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所有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真是一种侮辱：在我们这个堕落的时代中，留声机颠覆了对永恒的定义：我们永远都不会真正知道阿托姆哈杜该怎样发音，而相反的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名字：戴西·蒙哥马利、维克多·爱德华兹、威尔·温斯汉姆以及惠灵顿·沃伯勒斯。）
不可避免的，我们会害怕像法瑞尔这样轻率粗心的人会影响到我们死后的名声。如果现在或者一千年后我再被一个法瑞尔似的家伙调查，真无法想象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是否有意或无意地，我留下的记录会被错误的整理或者丢失？上帝一定要保佑我们啊！或许就因为他这样的人，我未来的传记作家会发现英国国防部弄丢了我的档案，同时却在上面盖上了“送回”而不是“遗失”。于是便有了许许多多的虚假掩盖了被压在最底层的真实。
那么我亲爱的你呢？如果我相信了今天法瑞尔对我所说的有关你的一切，我们现在会是怎样呢？你想要知道这可悲的一幕吗？我尽可能重新组织了一下，但是还是让我觉得可笑或无语，事情是这样的：“你和费那苒要回波士顿，是真的吗？”他无法接受我要回到你身边的事实，于是想尽了办法来劝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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